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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岛电竞半岛电竞半岛电竞1959 年 7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开幕式上，赫鲁晓夫和尼克松展开了一场辩论。尼克松向赫鲁晓夫展示了现代美式厨房，并表示这种厨房可以成千上万套地批量生产，直接在家中就能组合安装，因为“在美国，我们喜欢让女性的生活变得更便捷”。可是赫鲁晓夫并不买账，他一方面说“这种东西我们有”，另一方面却也要和尼克松所带代表的美式生活方式划清界限。”听到这样的回应，尼克松则争锋相对地指出：“这种态度是普世的，我们只是希望为主妇们提供便利”，并紧接着走向了下一个展区。

　　当代厨房研究者常常将美苏的“厨房辩论”作为理解现代厨房的捷径。可抛开种种意识形态争论，美苏双方似乎都同意：其一半岛电竞，区别于在公共场所中的工作，包括下厨在内的家务应当是一种“私人”的活动；其二，国家应该用自己的力量去塑造那些“私人”的活动以及其表达方式。然而，家务和工作、私人与公共的界分并非古已有之。在工业革命前，一般家庭的大部分生活物资都是自给自足，生产与家务的工作界限并不明显，男女双方包括家中的老人、孩童都需要承担生产与家务工作，全家人往往是围坐在火前一起劳作。

　　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中世纪平民家庭的厨房与餐厅都没有明显分离的趋势。直到类似富兰克林壁炉的结构出现，中上层阶级的人们才开始将厨房与起居室逐渐分开。工业革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分离，并促成了男性工作场所（workplace）与女性家庭场所（homeplace）的分离，在这里，男性是公共的、经济的、生产的，非男性则是私人的、家政的、再生产的。尽管同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出现了家务工作是“女性本分”（woman’s sphere）的观念，但家务仍是在家人和邻里之间，以妇女为主，小孩与老人为辅互助完成。

　　如果说男女在工业化时期的分工乃是古代以来的性别观念的延续，那么女性与厨房之间的更深入结合却多少有些偶然性：十九世纪末以来，核心家庭逐渐成为了欧美（尤其是美国）的主流，同一时期，童年观念也逐渐成型，孩子不再分担家务劳动，而是成为了需要全家一起守护的无价之宝。在此背景下，以各类物质基础设施与家用产品为基础，早已能娴熟地打理家政的女性终于开始一人承担起了家务劳动。正是由此开始，一些家政学的先锋们开始质疑大厨房的必要性，并希望借助新兴的工业化方式改善厨房的劳动。

　　在1842年的《供年轻女士在家与在校使用的家政经济学论文》（A Treatise on Domestic Economy for the Use of Young Ladies at Home and at School）中，现代家政学的先锋之一凯瑟琳·比彻（Catharine Beecher）发现，海军中男人使用的厨房的组织更加合理，厨房很小，设备也很方便。换言之，男士们为女士设计了不合理的厨房，大型厨房里不同的区域之间距离太远，让女性“疲于奔命”。半个多世纪后，另一位美国家政学家克里斯廷·弗雷德里克（Christine Frederick）在自己的代表作《新持家》（The New Housekeeping）中实现了比彻的梦想。

　　弗雷德里克重新规划了厨房的空间，她用一条虚线表示做家务时的行动路径，并由此规划出了一种交叉最少的设备布局，这也是现代“厨房三角区”的原型。1926年，德国建筑师里奥茨基（Schütte-Lihotzky）接受另一位建筑师恩斯特·梅（Ernst May）的邀请，希望为战后的法兰克福修建一万套标准公寓。里奥茨基将厨房当做女性在家中工作的流水线车间，并构造出了被誉为现代厨房之典型的“法兰克福厨房”：它紧凑、小巧、一体化、现代化，却并不是“家”的一部分。里奥茨基认为，正如男性离开家庭前往工厂那样，女性也应该每天离开起居室前往厨房。

　　从凯瑟琳·比彻到里奥茨基以来的厨房革命似乎代表了一种厨房的理性化进程。二战后，有更多设计师加入到这一行列中。在六十年代，英国设计师团体“建筑电讯”（Archigram）就设想了一栋“1990年之屋”。设计者在墙壁上安装了一台能够使人身临其境地为音响、色彩与味觉效果所环绕的电视机，与此同时，家中并没有厨房，只是专门配备了“超声波烹调设备以提供最卫生、最快速的炊煮”。设计者如此解释这种料理的必要性：“调理包的冷冻午餐比帕拉底欧更为重要。首先它是更基本的东西。这是人类需求的表现，亦是充分可利用之科技与经济下冒出需求之有效诠释的象征”。

　　无独有偶，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曾出现过一种厨房幻想（Kitchen Fantasy）。六十年代的美国主妇几乎都听说过一款名为霍尼韦尔H316的厨房电脑，它从未真正上市，却一度掀起了对厨房的革命性想象。在彼时的高档消费杂志上，有着这样的广告词：“如果她的厨艺能够比肩霍尼维韦尔的计算能力就好了。她的蛋奶酥至高无上？她的膳食计划构成挑战？我们霍尼韦尔人在设计厨房电脑时始终惦念着她。……简单按下几个按钮，获得围绕主菜组织的完整菜单。如果她不擅计算午餐账单，她可以用它来平衡家庭账簿。”

　　《1990之家》与霍尼韦尔H316展现了厨房理性化的尽头。可所谓的“现代厨房”很快就变成了前现代的象征，我们今天熟悉的开放式厨房与中岛式厨房，也即起居、备餐一体的空间成为了新的时尚。若是向前追溯，1934年，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在为马尔科姆·威尔利（Malcolm Willey）设计房屋时就规划了一个开放的“工作间”，一个与社交区域相连，仅由家具分隔开的空间。赖特认为这样有助于合并烹饪、用餐和家庭娱乐区域，以鼓励丈夫和孩子参与厨房的工作。

　　同样的变化在欧洲发生得更晚一些：从六十年代开始，欧洲房屋在封闭的厨房和起居室之间增添了一扇窗户，用来盛放食物并回收脏盘子。这种基本的联系与打通不同房间、迈向完全的开放式厨房仅有一步之遥。对设计师来说，开放式厨房试图解决的是主妇们的心灵困境：现代科技与家电产品涌入家庭的确降低了现代女性的家务劳动负担，可主妇们却必须在狭小的厨房中独立完成家务。换言之，囚禁主妇们的不只是家务本身，还有为了简化这种家务所发展出的狭小拥挤的厨房。

　　回看所有这些厨房：法兰克福厨房和中岛式厨房希望规范主妇们的行动，让主妇们按照设计师的想法去运动；“1990之家”希望将味觉公共化，从而彻底将私人性从那些繁杂的厨房设备、现代技术无法完全控制的领域中剥离；霍尼韦尔H316则试图增强人类掌控家务空间的能力，并且希望替代处于家政中心的善于经营的主妇的角色。无论是尝试计算厨房、忘掉厨房、缩小厨房还是开放厨房，所有对厨房的改造都尝试向其中引入更多原本不属于它的事物，将一个私人的厨房变得越来越公共化。

　　厨房是否异化了？我们并不知晓。可以确定的是，各类公共事物与技术的引入意味着，主妇不再能够将厨房看做一个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家务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部分被暴露给公共的规制，被商品化、意识形态化，其代价是，那些仍未被规制的冗余/残余将变得越发乏味、痛苦。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普鲁斯特回忆家中的仆人弗朗索瓦丝像巨人那样调动一切自然力量来作自己的帮手，她在厨房的工作就宛如魔法，而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法国哲学家吕斯·贾尔与德·塞托细致地记录了一位主妇的生活，在那里，厨房意味着持久的劳作与西绪福斯般的循环。

　　现代厨房就处于男性与女性、生产与再生产、家庭与外界之间。厨房变成了家庭中最私人却最公共的部分。可这并不影响厨房的力量，并不影响每一份菜品从厨房被端出的气息，或是一个从未被使用过的厨房的寂静。可以说，现代家庭主妇或主夫们就处在德·塞托的乏味与普鲁斯特的魔法之间；或是更浪漫一些，引用日本小说家吉本芭娜娜的段落：

　　“委实疲惫不堪的时候，我常常出神地想：什么时候死亡降临了，我希望是在厨房里结束呼吸。无论是孤身一人死在严寒中，还是在他人的陪伴下温暖地死去，我都想无所畏惧地直面以对。只要是在厨房里就好。”